秦朔:双循环的真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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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秦朔:双循环的真义 || 大视野

  在新冠、脱钩之后,2020年的第三个高频关键词出现了——双循环。

  “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,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,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” 

  中长期问题,持久战角度,新发展格局。可见双循环不只着眼眼前,还着眼明年开始的“十四五”乃至更长时间。双循环不只针对美国对中国一直不停的强硬出牌,而是针对全球化大变局下“中国往何处去”的方向。

  今年以来,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波恐慌。先是疫情在中国首先爆发的那段时间,关于海外订单锐减、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的恐慌;接着是关于外资会将在中国的供应链移走的恐慌;最后是美国对华为、TikTok封禁,并将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纳入“实体清单”、不准向它们转让技术的恐慌。这三波压力次第袭来,再加上疫情本身的社会隔离效应,让2020年成为中国人多年来最为焦虑的一年。

  在此时刻提出的双循环,是不是中国走向未来的钥匙、药方、火炬?

  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透彻地理解。

  最近几个月,我去了浙江、广东、江苏、山东的多座城市和企业调研,发现危与机是并存的,事在人为,只要不断在事上而不是嘴上磨练,心就会定。我们不能决定外部环境,但可以在外部的约束条件下,安身立命,尽量做好。

  中国人往往比谁走的都快,关键是要走对方向。

  结合调研和初步研究,我对双循环有如下一些看法。

  1、双循环代表了中国螺旋式上升的新发展方向,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的新版本。

  2、双循环绝不是也绝不应该是自我封闭,自给自足,而是内外打通、内外融通、内外促进。

  3、双循环的驱动力,既是中国内部大市场的规模,完善有力的生产配套体系;更是市场化改革的力量和对内对外开放的力量。

  4、双循环的关键不是内外问题,而是循环问题,是要继续推动一切生产要素更加自由、公平地流动,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,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精神。

  与其说双循环是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回应,不如说是中国经济的一次重大超越。

秦朔:双循环的真义

  循环意味着流动,内部流动,外部流动,内外之间流动。

  循环、流动、互动,这背后的经济学道理就是分工合作。分工合作让交易双方都受益。

  任何一个经济体,其实都处在内外交融的循环之中,只是循环程度不同而已。

  能不能不参与分工与合作?能,但那是效率很低、民生福祉很差的经济。在统制经济下,人们是简单生存,不是美好生活。

 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,美国又对中国频频施压,现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“大不了不玩了”、“自己照样可以过好”的情绪。这种情绪的产生有合理性,但并不理性。

  如果不参与国际循环,纯粹自给自足,中国的日子肯定没有今天好。

  举两方面的例子说明。

  一是资源的角度。2019年中国从国外进口了10.69亿吨铁矿砂,对外依存度超过80%;进口了5.06亿吨原油,对外依存度达72%;进口了9656万吨天然气,对外依存度达44%;中国的锂、钴矿石对外依存度约70%;大豆对外依存度约86%;中国还进口了210.8万吨猪肉和165.9万吨牛肉,虽然对外依存度不高,但增长幅度很高。2019年猪肉进口的增幅是75%,牛肉进口的增幅是60%。这都说明,我们很多方面的资源条件很薄弱,离不开国际循环。

  有人说,中国不是有很多铁矿石吗?是,中国的铁矿石储量排名世界第四,占全球储量的12.35%,不算少。问题是中国的矿石含铁品位平均只有34.3%,基本全是贫矿石,要经过选矿富集后才能使用,而选矿过程成本很高,中国的铁矿选矿成本是世界三大铁矿石企业的两到三倍。进口更划算。

  二是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角度,中国也离不开世界。

  据海关数据,2019年中国进口了3040亿美元芯片,预计2020年仍将进口3000亿美元以上。工信部前部长苗圩曾指出,我国大多数装备研发设计水平较低,试验检测手段不足,关键共性技术缺失,底层技术的“黑匣子”尚未突破,一些关键产品也很难通过逆向工程实现自主设计、研发和创新;很多关键材料、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,如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“华龙一号”核电机组虽然大部分设备实现了国产化,但15%的关键零部件还依靠进口。

 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许志远的研究显示,在移动通信和软件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巨大。

  先看移动通信,在FPGA(现场可编程门阵列)、DSP(数字信号处理)、AD/DA(模数-数模转换)、射频收发、功放、低噪放、驱动放大器这7个方面,全球排名前5的公司没有中国的;在滤波器、天线、基站设备这3个方面全球Top5有多家中国公司,其中华为在天线和基站设备上位居第一。

  再看软件,在操作系统、中间件、数据库、存储管理、虚拟化、安全软件、ERP、CRM、办公软件这9个方面,全球Top5公司中没有一家中国的;在桌面OS、手机OS、云OS、物联网OS、IP核、EDA、CAD、CAE这8个方面,中国公司也很薄弱,只是在桌面OS上基于Linux进行二次开发,在手机OS、物联网OS和EAD方面有所布局。

  最近还看到仪器设备方面的一份报告。美国《化学与工程》杂志公布的全球科学仪器公司Top20名单,8家是美国公司,7家是欧洲的,5家是日本的。中国企业在高端光学显微镜、透射式电镜生产方面几乎是空白。据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统计,2015年至2017年我国显微镜年均进口5万台左右,年均出口220万台-300万台之间,但出口金额远低于进口金额,说明单台产品的出口价远远低于进口产品。

  前不久我请教工业富联(601138.SH)的一位高管,在工业互联网方面中国和国外的差距表现在哪里?他说,不是设备,不是模具,是高端工业软件、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,以及工业网络协议等等。

  我参观过多家中国的智能手机企业的生产线,其中的关键设备(如贴片机)基本依赖进口。

  一旦离开国际循环,中国不少产业将难以转动,甚至失灵停摆。

秦朔:双循环的真义

  其实,如果仔细回顾一下共和国的经济史,中国一直没有放弃过加入国际循环的努力,尽管中间遭遇过这样那样的封锁与曲折。

  【五十年代】

  1952年9月,周恩来到苏联谈判,后来确定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,大部分项目在“一五”、“二五”时期完成,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了一次飞跃;

  “一五”期间,中国需要进口橡胶、化肥、钢材、机械、沥青等大量建设材料,但进口需要外汇。为了创汇,1957年4月25日,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,将外国客商请进来。交易会每年春秋举办两次,这就是广交会。

  【六十年代】

  1960年初,中苏关系交恶后,聂荣臻向中央提出在苏联中止技术援助后的应对措施,周恩来批示:“凡可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,应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,买不到的,应另行设法搞到。”

  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了成套设备进口五人小组,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,先后同日本、荷兰、英国、意大利、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厂商签订了15项代表当时世界石化工业水平的成套设备进口合同,1964年至1966年交齐,1965年至1967年底陆续建成和投入生产。 

  从1963年6月与日本签订第一个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,随后几年里,中国从9个西方国家引进了84项石油、化工、冶金、矿山、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。其中引进的2100台尖端技术及重点国防工程配套用仪器,对“两弹一星”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  【七十年代】

  1971年11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,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,1973年国家计委在《关于增加设备进口、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》中建议,今后三、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,包括13套大化肥、4套大化纤、3套石油化工、一个烷基苯工厂、43套综合采煤机组、3个大电站、武钢一米七轧机,以及透平压缩机、燃汽轮机、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。

  通过设备引进,中国生产出了大量尿素,这是1979到1984年农业连续5年增产的原因之一。1981年南京烷基苯厂建成投产,结束了买肥皂要票的历史,洗衣粉可以敞开供应;化纤设备进来后,纺织品供应上来了,实行了几十年的布票取消了。

  中国走出“文革”、回到经济建设正轨后,开始掀起新的引进高潮。1978年12月23日,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公报这一天,中国最大的引进项目宝钢在上海吴淞口举行动工典礼,打下第一根桩。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,似乎是在说明,中国经济要发展,就要和世界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。

  1980年代之后,中国和国际循环之间紧密相依。改革开放42年,特别是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2001年加入WTO后,中国与国际间的循环更加顺畅,更加浩大。中国一方面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“跟着样板上路”,也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。

  回顾整个历史,凡是我们和国际循环基本脱离的时间,就会生出很多自己折腾自己、内耗内斗内乱的时间。

  前几天,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,我写了一篇文章,经济学家巴曙松看后说:“写深圳不能不提香港,那么多地方开放,为什么深圳最成功?”确实如此,深圳也包括珠三角很多城市,改革开放之初都是“以港为师”的,不仅因为香港先进,而且因为香港是连接世界、进入一个更大的国际循环的中转站。

  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唐杰最近接受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采访时说,深圳最初的工业化是“投资以外商投资为主、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、产品以出口为主”,今天看很低端,但正是借助 “三来一补”的加工贸易方式,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。

  “三来一补”给深圳带来了什么?唐杰说,一是合约意识,一切按合同,有问题找市场而不是市长;二是需求和产品多样化,越来越多产品在深圳装配,产业链最初就是这么来的;三是了解外部市场,知道了品牌的重要性,当具备大规模生产实力之后,深圳的企业也开始创造品牌。

  所以深圳能有今天,一个根本原因是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全球分工体系,被这个体系中的先进力量和国际市场所带动和塑造。通俗地说,就是“你跟谁在一起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”。深圳今天能形成发达的、高度细分的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,和国际品牌商、贸易商、零售商、外资的推动是分不开的。

  最近我在看《回到现场:亲历上海实业十三年》一书,作者蔡来兴从1995年到2008年担任上实集团的董事长。他受命担任董事长后了解到,李嘉诚的公司一年赚的钱比上海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,于是组织班子研究,发现世界大企业高速成长的奥秘,是在产品经营基础上大力开展资产经营。1996年5月30日,上实控股在香港上市,此后通过重大资产注入,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从境内外资本市场募集过百亿港元,相当于当年上海124家A股上市公司募资的总量。上海实业不仅为上海源源不断地募集了急需的建设资金,在深化国企改革、打造现代产业体系、培养优秀人才等方面也贡献良多。这本书让我体会到,上海当年的发展也和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对接息息相关。

  眺望中国的各个区域,可以清晰地看到,凡是有强烈的国际循环助推的地方,经济活力、营商环境、企业家水平、官员素质就会更高。因为国际循环是全球化的,是有国际标准要求的,是要进行全球竞争的。和国际循环在一起,能开眼界,长知识,悟门道,强素质,优环境,水涨船高。

  正是通过国际循环,促进了中国的国内循环,强大了我们的市场,提升了我们的能力。国内经济体大了,强了,就有可能成为新形势下的发展主体了。

秦朔:双循环的真义

  前面说了,中国离不开世界,离不开国际循环。反过来,世界也离不开中国,而且越来越离不开。

  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;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(如高铁运营里程占全球的70%);有成熟的配套体系;有不断改进的营商环境;最重要的,中国有全世界最广泛和强烈的企业家精神。所以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机会和利益。

  就在脱钩之声不绝与耳之时,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情形——

  随着最近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在美国上市,中国三大造车新势力(还有蔚来)已经齐聚美国资本市场。贝壳找房网的上市也非常成功。今年已经有20多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。

  1-7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69.8亿美元,同比下降2.3%,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(UNCTAD)发布的《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》预计,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将下降近40%。相比起来,中国仍是外资的热土。如果以人民币计算,1-7月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还增长了0.5%。

  据商务部统计,今年1-7月外商在华新设企业18838家,其中日本新设企业415家,美国860家,韩国849家,新加坡584家,英国296家,德国245家。一些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投资的大项目(如巴斯夫、埃克森美孚、荷兰皇家壳牌)正在推进中。

  很多跨国公司都表示,不会迁移在中国的产能。除了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的性价比高,还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大市场,像苹果、耐克、乐高、宝马、奔驰等在中国的生产,很大部分是要在本地销售的。

  一个总体的趋势,不是中国和世界脱轨(脱钩只是局部的、选择性的调整),而是更大的挂钩。

  中国的商品出口在全球的商品出口中的份额还在增加(14%左右),这说明了中国制造的价值;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不断增加(如欧莱雅上半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8%,特斯拉二季度在中国的收入增长一倍),这说明了中国市场的价值;外资在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持有量的上升,证明了中国潜力的价值。即使在疫情和中美关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,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(USITC)数据,上半年中国仍然完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上半年对应目标的45%,同时正在加速从美国采购能源品(如石油)。

  因为中国具有生产和市场的双优势,所以中国在“走出去”和“引进来”两个方面都有竞争力、吸引力。

秦朔:双循环的真义

  该应对的应对,该反制的反制。但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把自己的思想清理好。

  1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,中国经济早已是内中有外(国内市场国际化),内外交融,内外一体。两个大局其实是一个统一的大局,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也是同一个大循环。

  2、加入国际循环就要按国际规则办事,不断提升企业的合规经营、竞争中性的水平,如此才能更好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。

  (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最近撰文说:“你太小的时候,出门搭大人的便车,别人不在意,也不会认为你占了便宜,不会认为不公平,但当你长大了,块头大了,别人的看法就会不一样,你出门就得自己打车或自己开车,至少你出门是要付出代价,这样才显得公平。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,改变我出门的旧习惯不是坏事,反而对自己也是好事,不然我就走不远了。”)

  3、循环就是让一切经济要素开放流动,公平流动。如果当年沿袭国营外贸公司对外贸业务的垄断,中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在国际循环中的作用。1999年民企可以获得自营进出口权,“入世”后中国外贸才一飞冲天,到2015年民企的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外资企业。

  今天要促进国内大循环,一定要给所有经济主体平等的待遇、产业进入的公平,一定要打破国内市场上的各种阻碍要素流通的显性和隐形障碍。各行各业都要学习移动支付那样的便捷、普惠与通畅,而不是在区域之间、所有制之间、城乡之间、身份之间、部门之间、设置那么多带有歧视性的阻碍,金融、教育、医疗、内容与传播、数据服务等领域尤甚。

  4、要促进双循环,中国还要更大力度地开放市场和行业准入,更好地包容与服务国际经济要素流入中国,扎根中国,由此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水平。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,从最根本上说,是中国经济要有高度的法治化,稳定可预期,并能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兼具宽度、深度、安全、流动性的市场服务。

  5、中国自身要更加开放,对周边和国际也要更加开放,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、地区和企业,都要积极合作;要努力建立双向互动的各种区域化经贸合作关系,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。

  6、要使国内大循环成为主体,就要通过资源配置的市场化、法治化、科学化,让经济效率提高,回报提高,可支配收入提高,如此才能提振消费。

  最后的结论是:

  不是因为“内”就有机会,是因为“循环”和“以外促内”,以开放促市场化改革,中国才有新机会。

 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:我们的要素流动是不是自主循环了?要素价格是不是由市场决定了?要素配置是不是高效公平了?企业家精神是不是更有保障了?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不是不断降低了?

  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引领了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。今天,我们需要在历史的新起点上,将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推向新阶段,新纪元。只要我们自己不给自己设卡设限,谁都卡不住我们的脖子与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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